去年在洛杉矶的一个晚上，有位久居美国的朋友约我出来“见见世面”，遂驱车一同上路了。闪烁的灯光飞快地从眼前掠过，20分钟后便驶入了一片几乎是密不透风的停车场。之后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只见那里人头攒动，明如白昼，一种特殊的热烈氛围扑面而来，我立即反应过来了：“这不是赌场么？”朋友神秘地点点头，说不错，当然是赌场，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位昔日的“同行”。
铺着红地毯的赌场摆满了一种长圆形的赌桌，猛一望去有如星罗棋布，赌桌绷着绿绒面，估计约有上千号人正处于“拼搏”状态。腰别枪支警棍、大腹便便的保安在门口来回踱步，数十名身着超短裙的金发女郎端着食品饮料穿梭服务。每张赌桌固定有九人参赌，一律伸头引颈虎视眈眈，外加一位着装统一、格外忙碌的赌场发牌员，给人的感觉，每一个赌桌都是一个高度忘我、热气腾腾的“战场”。
朋友领着我在迷宫般的赌场里绕来绕去。终于他站住了，对我悄语着：“那位发牌员先生，你不会忘记吧？”我仔细瞧去，那位先生是个华人，看年龄不足40岁，白净的脸透着职业的精明，那双眼睛专注而又漠然，目光不断地在扑克牌与赌客表情之间游移闪动，两只灵巧的手摆弄着扑克牌，仿佛变戏法般地出神入化。他是谁？我疑惑地摇了摇头。朋友得意地笑了：“不认识你也肯定听说过，他是卢新华。”
卢新华？何止听说过，我与他同属“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这批毕业生现在已有了特定的称谓：“77级”。1978年春天，卢新华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不久，就发表了使他一夜知名的短篇小说《伤痕》，揭开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序幕。这篇作品尽管现在看来有些粗糙，但能够拨动整个社会神经，毕竟显示了其不同凡俗的胆识。毕业后他先是在《文汇报》当了两年编辑，接着辞职办公司。此后我只知道他出国了。朋友说他与卢新华闲聊过几次，知道他的一些情况。198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教授为卢新华争取到了该校学费全免的奖学金，两年后他拿到了东亚语言文化专业的硕士学位，获得学位的他在一家图书公司的书店打工，并取得了绿卡。1991年他开始自己办公司，炒期货，做股票，却总是赔本。转年他付费上了赌场发牌员训练班，从此干上了这项高收入工作，至今已有6个年头。这时有两位赌客起身走了，朋友示意我们补上。我的座位刚好离卢新华半米远，他不停地在洗牌发牌收牌，那十个手指异常敏捷神速且富于弹性，游刃有余得令人眼花缭乱，使人想起了文学大师茨威格小说笔下关于手的那段著名描写。他时常用简短的英语礼貌地提示赌客快些动作，他的收入基本上是靠赢家给小费，无论谁输得精光，每一场都会有赢家，他的小费也就永远旱涝保收。他也用不着微笑服务，因为赌客的心思并不在发牌员的微笑，而在手中能有什么好牌，假如手中的牌很扫兴，发牌员过度的微笑反而会引起赌客的心情不悦。他需要的是加快自己洗牌发牌收牌的速度，周转越快，他的小费也就越多。尽管这样一天忙下来，他会很累。
渐渐地，那个“伤痕文学”的始作俑者的面容，在我的眼前飘移模糊了，似真似幻，如同梦影一般。他不再是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卢新华，而是一位用飞快的发牌速度推进赌博轮次的老练发牌员。后来我知道，他在赌场这些年来，确实靠辛苦赚了不少钱，能够不错地养活在美国生下的几个孩子。他还可以用存下的钱在国内投资服装公司。一种反差的比较使我颇有感慨，卢新华难道如此神速地就结束了自己的文化事业？他难道一点也无法施展自己所学的专业特长？不过，在美国那个将一切都简化成生存的移民国家生活，不改变自己多多赚钱又能怎样？我两次去过美国，对此深有感触，又多少理解了卢新华的选择。只是觉得他单纯为了赚钱的日子过得太久了。但我相信，就他的一生而言，这只是暂时的。（摘自1998年4月4日《今晚报》）
